我家住在南江县赶场溪，世代都受穷。父亲虽学了点外科医术。早年就得了痨伤。他是一个逢善不欺、逢恶不怕的直性子人。为帮我的一个堂兄打官司，人家打赢了，我的父亲被抓到县府，被诬告说是抗捐不交，坐牢死了。父亲一死，母亲的眼睛哭瞎了。我们八姊妹生活失去了依靠，饿的饿死，病的病死，只剩下我和一个妹妹。为了逃生，妹妹才十四岁就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，她的丈夫是个随娘儿，比抱儿子还不如，受的苦就不用说了。我年纪大点，留在家中服侍母亲。

那个年月，日子苦得真是没法说呀！军阀混战，恶霸逞能，土匪多如牛毛，人民受苦受难，正如一首民歌唱的:“军阀梳子梳，豪绅篦子篦，甲长、排头刀子剃，收款委员来剥皮！”这就是我们当时贫苦农民痛苦生活的真实写照。那时，我们母女俩交不起田赋，更交不起苛捐杂税，便搬到赶场溪街上，佃个后房，靠推豆腐卖维持生活。我成天打柴呀，担水呀，推磨呀，忙个不停。（妈眼睛看不见。也摸索着跟我一起推磨。）可是脚不停手不住的，一年忙到头，做点钱不够交租纳税，那个日子真难熬啊！

父亲没有儿子。眼看我年岁一天天大起来。母亲和亲友都劝我说:“无孝有三无后为大。”劝我结婚。说好说歹，我只好答应了，便招了一个男的到家里来。他是个长工出身，幼年便失去了父母，在地主的引诱下学会了抽鸦片烟。和我结婚后，我发现他啥都不懂，做不了个啥事儿，重的活儿他不干，轻的活儿也干不了多久。鸦片瘾发了就像个死人。结婚，不但没减轻我生活上的困苦。反倒增加了许多的困难。他成天好吃懒做，有了好吃的他便偷着吃。有了几个钱，他便出去买大烟。根本不管一家人的死活。后来我生了两个孩子，一男一女，女孩子大点，懂事早些。她见地主家过年快快乐乐，吃好的穿好的，哭着也要过年。我家穷，没钱还债。大年三十，地主硬逼着我们搬家，拿什么过年？我伤心的哭着。不满一周岁的男孩伸起干瘪的小手给我揩眼泪。可怜的孩子不久就在饥寒中死去了。地主还在逼债，苦难的日子何时是尽头啊？我一气之下吞了大烟，幸亏邻居发现的早，把我救了过来。

平地一声春雷响，驱散乌云见太阳。一九三三年初春，红四方面军解放了南江。红军来到了赶场溪，我们穷人得解放了！红军来前，那些恶霸地主造谣说，红军是青面獠牙，吃小孩，杀人，共产共妻，叫我们都走。我想，我们又没个啥，跑出去不是冻死就是饿死，还不如就在家里。一天红军来到我家，叫我丈夫背上铁锅，我带上铁铲。红军亲热的背上我的小女孩，一同到十多里外的山上，给打仗的红军打饼子吃，打一锅就送一锅到前方去。枪声很激烈，我们整整打了一天一夜饼子。后来红军终于打赢了，赶走了白狗子。红军送给我一头小猪，送给我一些米和面。向我们宣传红军是人民的军队，还叫我们到地主家去背粮，说他们为我们穷人撑腰，当时我感动得流下了热泪。我想从来没有见过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人。红军真是我们穷人的军队。

不久，区苏维埃派来宣传队宣讲打土豪，分田地。穷人要当家作主，妇女要翻身解放的道理。发动群众立乡苏维埃，宣传队的同志将地主资本家的罪恶，将我们穷人所受的苦难，讲的都是我们经历过的事情，讲的我们大家都掉下了眼泪，我想他们都是远方人，怎么知道我们的痛苦呢？他们真是我们穷人的贴心人呀。通过宣传队的启发教育，我逐步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。我们穷人苦并不是命中带来的，是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压迫造成的。只要推翻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，我们穷人就可以翻身解放的。从此，我为红军当向导介绍情况，忘记了白天黑夜，忘记了饥饿疲劳，我是多么希望我们穷苦的兄弟姐妹都能早日获得解放啊！很快乡苏维埃建立起来了，同时还建立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。我选为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宣传委员。从此开始了我的革命生涯。

乡苏维埃成立后，我们便到各村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。建立村苏维埃。我们去到村里召集群众大会，讲过去我们穷人所受的痛苦，将我们穷人为啥没吃没穿，这么一讲，群众就发动起来了。我原来是个家庭妇女，见了别家的男人就得低着头，不敢在人前说话。被选为宣传委员后，就得向群众做宣传。怎么办呀？一些参加革命较早的同志就教我讲过去的苦，现在要起来革命，将来要实现男女平等，人人有饭吃，有衣穿，在政治经济上都一律平等。这样，我下到村里也就有话讲了，讲得具体群众就爱听了。村苏维埃建立起来以后。赤卫队、少先队、代耕队、童子团、妇女生活改善小组等群众组织也跟着建立起来。这些组织建立以后，就发动群众参军，做鞋垫，打草鞋支前，搞代耕，让红军战士在前方安心打仗。

一九三三年二月，我被选为代表到川陕省参加“三八”纪念大会。三月三日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，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介绍人是当时的南江县委书记胡朗清同志。三月八日，我们步行到了川陕省委所在地通江县城，参加了我们劳动妇女的光荣节日，三八纪念大会。当时做我们接待员的是看起来只有十三、四岁的廖持见同志，别看她年纪小，可她这个安徽人是已经走过几个省，演了无数场新剧的“老革命”了，这个新剧团的小演员很会讲话，讲起革命道理来，令人不能不佩服，。他懂的革命道理是那么的多，叫人不能不羡慕，他对我启发很大。我暗想:人家那么小的年纪就那么行，自己为啥就不行？学！我决心学！会上专心听，晚上专心背，忘了就大家一起齐凑，大家学习的热情可高啦！当然，没有文化，吃的苦头是不少的。但是，不管有多么苦，我都觉得特别甜，觉得特别的愉快，我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快乐，小时候我看过“木兰从军”、“杨门女将”等歌颂妇女的剧，觉得那些妇女真不简单，很威风，从内心深处羡慕他们能干。现在看看自己穿的灰色的红军军装，带上了八角帽，打上了绑腿，感到比花木兰穆桂英还威风，真是乐滋滋的。真高兴，真感激。共产党把我这个旧社会无用的劳动妇女，也变成能干人了。

三八节后，我被调到川陕省委做宣传工作，部长刘瑞龙同志特别关心我们新去的同志，一再叮嘱老同志要带好新同志。带我的是川陕省少共书记葛贤福同志。才十多二十岁，很会讲打土豪、分田地的革命道理，很能抓住听众的心理，善于动员群众参加红军。我便诚恳的向他学习。晚上，我们几个女同志凑在一起讨论如何把工作做好。叽叽喳喳，热闹极了。我们到了不少地方，教群众唱革命歌，向群众讲打土豪、分田地，建立村苏维埃的革命道理，动员了不少群众参加红军。

三月下旬，省保卫局需要女同志管理犯人，我和李先才同志被调到省保卫局工作。那些女犯人都是毫绅恶霸的妻子女儿，我们的任务是要叫她们交出剥削压榨人民的金银财宝，同时为红军做鞋子。李先才同志有些急躁，一不顺眼就打骂女犯人，我对李先才同志讲，不要随便打骂他们，要多给他们指出路，讲道理。把他们打伤了，鞋子没人做，拿什么给前方的同志穿呀！我们还调查女犯人的情况，摆出事实，是他们不交出剥削人民的钱财不行。省保卫局长曾传禄同志也经常给女犯人讲话，给他们指明前途，当时张可克球、杨大伟等同志都在审保卫局工作。他们都称赞我执行政策，工作做得好。

六月，川陕省召开党团代表大会。我被省保卫局选为代表，到省里参加大会。会上，我被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长。（接任原妇女部长张廷富的职务，陈英明被选为副部长。）半年前还在死亡线上挣扎，完全失去生活条件的我当上了省委妇女部长，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儿啊。开初，我说我没有文化，工作困难大，怕担负不了这个重任，领导对我讲，机关工作由程英明做，你多做点实际工作吧！思想包袱放下了。我决心为党的事业。贡献自己的一切。

当时妇女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支援战争，保卫苏区。我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这一工作中去。我先被派到长赤县做发动群众，主要是妇女群众努力生产，节衣缩食，打草鞋、织袜子以及支前等工作，同时还检查群众拥军、做军鞋以及代耕的情况，长赤县是模范县，各方面工作都做得好，多次受到省委、省苏的表扬。不久、我又被派到南江县做训练赤卫队儿童团少先队的工作，同时慰问红军家属，也检查分田分地的情况。下去工作并不是我一个人去，省委、省苏、政治部、保卫局等单位都派的有人去，我们一道去工作。我们下去以后，各种工作都做，我们还教妇女唱《送郎当红军》、《送子上战场》等歌曲，动员妇女送自己的亲人参加红军，扩大红军队伍。随着战争的需要，我们还组织了妇女运输队，为前线运送武器弹药，粮袜给养，保证战争的胜利。还组织妇女当看护，精心护理伤病员。并组织宣传队到医院慰问伤病员，使他们早日恢复健康，早日重返前线杀敌。

一九三三年下年，红军打下万源城后，组织上派我们去做发动群众，筹建县苏维埃的工作。我们走进万源城时，敌人逃跑前进行的破坏随处可见，敌人放火烧毁的房屋还在燃烧，我们及时投入了救火救伤病员的工作。经过发动，群众提高了觉悟，革命的积极性可高了。他们抬着肥猪，放着鞭炮拥护红军，欢迎宣传队。整个万源，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。

在万源工作不久，我被通知回省委机关。我立即放下发动群众支援红军粉碎刘湘“六路围攻”，以及筹建县苏的工作，独自一人牵条毛庐回到了通江。组织上找我谈话:“要你脱下军装重新当老百姓，干不干？”我回答说:“党叫干啥就干啥嘛，有啥不能干，一切听从组织上的安排，为革命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干！”组织上非常满意我的回答，便马上叫我同中央派来的王天红同志见面。王天洪同志是中央交通局长。他高兴的对我说:“姚明善同志，组织决定到重庆做地下交通站的工作，这个工作十分重要又十分危险。那是在敌人的虎口中工作啊。随时都可能牺牲，你愿意做这项光荣而又艰巨的工作吗？”我笑着回答:“只要党需要，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做！”王天洪同志说:“好吧，你立刻去脱下军装，马上出发。”

我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后便立即出发，与我同行的还有一位女同志。就这样，我们一行三人离开了川陕苏区的首府——通江。从此开始了我在秘密交通站里的生活。